面對道德窘境，常會出現(xiàn)兩種狀況：一是缺少反躬自省，出現(xiàn)問題時相互指責，“雪崩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承認自己有責任”；二是覺得問題產(chǎn)生的根源全在制度，必須加強制度建設，認為道德教育近似說教，對解決問題毫無裨益。
其實，道德是任何一個文明的內核，任何制度，無論是政治制度、經(jīng)濟制度還是社會制度，都是這個道德內核的外延。道德建設更是需要大家有共識，然后身體力行，這樣方能引領社會風尚，凝聚世道人心。正如學者許紀霖說，制度一夜之間可以改變，但制度落實，需要軟環(huán)境的配合，這就是風氣。
1 道德問題不容小覷
王岐山同志曾明確指出：“領導干部一旦在德上出問題，必然導致綱紀松弛、法令不行?！?br />
道德是人們工作和生活的共同行為規(guī)范。當?shù)赖掳l(fā)揮作用時，不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洽，而且社會發(fā)展也比較和諧，減少人際交往與社會運行的成本。現(xiàn)在有種不好的現(xiàn)象就是人們抵觸談論道德，并將問題產(chǎn)生的原因全部歸結為制度，因為“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，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”。當然，我們不能否認一個好的制度尤為重要，但我們也應看到好的制度本身并非一個簡單的文本，而與制度起草者、執(zhí)行者的道德品格息息相關。也就是說，好的制度里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元素，而不是與道德毫無關系。
一些人反感談道德，一方面是因為道德比較抽象，沒有看到其發(fā)揮實際作用；另一方面是覺得自己道德沒有問題，一旦發(fā)生事情，責任在制度而非自己。比如簡單的病，醫(yī)生給患者開價格昂貴的藥，如果按照以上邏輯分析，可能是醫(yī)生的薪酬制度不合理，需要這樣做來增加收入，與醫(yī)生的道德無關。這樣論證下去，就會出現(xiàn)一些人常說的“我這樣做，實在是沒辦法，都是現(xiàn)實逼的”。
但仔細想想，現(xiàn)在頻繁出現(xiàn)“老人摔倒無人敢扶”事件，“公路翻車，貨物遭哄搶”事件，難道真的與人的道德水平毫無關系嗎？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投之以桃、報之以李，能夠助人為樂、遵紀守法，能夠恪守職業(yè)道德，這樣的事情便不會發(fā)生。如果沒有了基本的是非善惡，就算制度日臻完美，總還是會有空子可鉆。再以醫(yī)生開藥為例，本來幾十元錢能解決的問題要開幾百元錢。有人說，趕緊建立制度打擊以藥養(yǎng)醫(yī)、過度治療的現(xiàn)象，問題在于職業(yè)的不同必然造成信息的不對稱，如果不出大事，這樣的事情很難有良好的制度來監(jiān)管，只能靠醫(yī)生的道德自律。同樣的還有汽車修理廠修車，送去修理的汽車，本來不需要換的零件，廠家讓顧客花大價錢全部更換，廠家不誠信，顧客只能吃啞巴虧，長此以往，還加劇了人們之間的不信任感。
再說說當下的一些腐敗官員，“道德敗壞”一詞引人注目，他們的劣跡也足以佐證。在懺悔中，他們往往會說思想道德出現(xiàn)了問題。懺悔不一定真誠，但卻在理。在官員腐敗的過程中，權力不受約束自然是重大原因，但官員自身的道德素養(yǎng)不容忽視。王岐山同志曾明確指出：“領導干部一旦在德上出問題，必然導致綱紀松弛、法令不行?！?br />
而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，即使在外部監(jiān)督相對不足的情況下，也能清廉自守。曾國藩被稱為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的最后一個圣人。曾國藩在家書中說：“予自三十歲以來，即以做官發(fā)財為可恥，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總不靠做官發(fā)財，以遺后人?！睘榱诵奚恚鴩冻隽撕芏嗯?。晚清的政治生態(tài)可以說極其糟糕，賣官鬻爵，賄賂成風，但曾國藩憑借自己的道德品格給后人做出了表率。作家唐浩明稱贊：“曾國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義，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，一個中人，通過‘陶冶變化’，可以成為超人?！边@一百多年來，曾國藩就是道德的楷模，人格的榜樣，這是中國文化所追求的一個目標。
2 道德底線在哪里
觸犯法律的事在多數(shù)情況下是觸犯道德底線的，但我們需要有更高一點的底線，那就是古語講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不過，不管是圣人還是超人，都不是當下道德規(guī)范的內在要求，如果求全責備，反而容易因違背人性而產(chǎn)生諸多偽君子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只要求人們在道德上做到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或者說最低標準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道德底線。哲學家鄧曉芒說：“凡是在這個標準之內的，我們不能說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，但還是可以認為他沒有違背起碼的做人原則?！?br />
問題在于，道德底線到底在哪里大家并不明確，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標尺。王小波在《有些崇高比墮落還要壞》中講了一個事，說20世紀70年代，河里發(fā)大水，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桿，有位知青下水去追，電線桿沒撈上來，人卻淹死了。這位知青受到表彰，成了革命烈士。王小波困惑于人的一條命，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電線桿。但在當時，這種困惑會遭到批判，人家會說，國家財產(chǎn)是大義之所在，見到它被水沖走，連想都不要想，就要下水去撈。這就是當時很多人堅持的道德價值觀，若放在今天，想必不會如此。再比如說見義勇為，以前主張大家路見不平一聲吼，勇敢與歹徒搏斗，而現(xiàn)在主張在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，再救助他人。
在不同人的眼中，對道德的認知也有所不同。隨著實用主義處世觀的盛行，社會道德的包容性增強，人們對一些不道德行為采取了寬容的態(tài)度，該堅持什么，該摒棄什么都變得模糊不清，金錢至上的觀念正在大面積地蠶食著人們的靈魂。
正是基于此，道德相對主義認為，道德規(guī)范都是相對的，沒有什么絕對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線。正因如此才導致是非不分、善惡不明。堅持原則變成了不會做人，不遵守規(guī)則叫頭腦靈活；見便宜就占是有本事，舍己為人被懷疑目的不純了；誠實守信被當作傻，會算計被看成高智商；堅守平凡崗位被譏諷為沒本事，不勞而獲反而變成了有本事……由于道德底線模糊不清，很多事都得以制度的方式來規(guī)范，比如有的單位規(guī)定“嚴禁用公款打麻將”，有的醫(yī)院規(guī)定“嚴禁向患者索要紅包”，等等。
其實，正是道德不彰的地方，才需要制度來彌補。像醫(yī)生索要“紅包”本已是觸犯道德底線的事，還要三令五申，足見我們的道德處境并不好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人們對道德標準的要求出現(xiàn)了下滑，比如，醫(yī)生收了“紅包”，那只要他做手術負責一些就行了；駕考教師收了錢，只要他能照顧一點就夠了。
若如此，我們在道德認知上便失去了共識，各行其是，道德滑坡之勢愈演愈烈。因此，我們應該有些共同的道德規(guī)則。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升指出，普遍的道德規(guī)則在任何社會、任何條件下都是一樣的。比如，一個人不能無緣無故地傷害他人。雖然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民族的人們對于“人”“傷害”“傷害的原因”的認識可能是不同的，但是，其道德的意義是一致的。正是有了這些基本的道德底線，人才擺脫了動物式的生存競爭狀態(tài)而步入文明的狀態(tài)。
觸犯法律的事在多數(shù)情況下是觸犯道德底線的，但我們需要有更高一點的底線，那就是古語講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王曉升說：“在價值多元化的條件下，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應該遵循哪些道德規(guī)范，那么他可以問自己什么是他自己所不希望的……如果他自己不希望吃自己種的菜，那么他就不應該把它賣給其他人。雖然這種道德立場過于消極，但是它至少會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人們在社會行動中傷害他人。”
3 如何走出道德危機
建設制度的同時，我們不能忽略道德本身。用哲學家何懷宏的話來講，就是“探尋和構建一種從制度正義到個人義務的全面的‘共和之德’”。
道德失范令人憂慮，于是大家紛紛開出了藥方，希冀建設一片道德凈土，其中的藥方之一就是加強制度建設。這個過程無疑是必不可少的，因為現(xiàn)在的人不是在無組織無制度的狀態(tài)下生存，除了個人本身的善惡外，其道德水平難免受到來自群體、制度的影響。在現(xiàn)實中，當誠實信用屢屢碰壁而坑蒙拐騙取得成功時，道德滑坡就難以避免；當官德差的人屢被提拔時，其他人就會效仿。這樣的話，整個社會就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(huán)。比如企業(yè)競爭中，本來應該靠誠實信用，但如果市場經(jīng)濟制度不夠完善，就會出現(xiàn)一些企業(yè)為自身利益而不擇手段，突破道德底線。在學校里，由于職稱制度的不甚合理，大家為了評職稱弄虛作假，甚至行賄受賄。
所以，完善制度確實必不可少，這樣才能激發(fā)出人們向善的一面。道德是一種公務服務。道德有一種心理暗示，當一個人領先做出道德行為時，別人往往會跟著效仿；當有人領先做出自私自利的行為時，別人也會跟著效仿。心理暗示后面的根據(jù)，便是道德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。由于這一性質，道德能成為一種風氣，在一個道德水準很高的社會內，新來的人也會提高自己的道德要求。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一旦蛻化，道德的信任感被破壞，它就很難重新恢復，因為人人都不提供道德服務，為什么自己要為別人提供這種服務呢？
但建設制度的同時，我們不能忽略道德本身。用哲學家何懷宏的話來講，就是“探尋和構建一種從制度正義到個人義務的全面的‘共和之德’”。也就是說，唯制度論或唯道德論都是不可取的，應該在制度上和個人道德上一起下功夫。
至于我們經(jīng)常說加強道德建設，總以為讀幾本圣賢書，背一背道德格言就行了，很多地方還出臺了公民道德教育手冊，但是效果并不明顯，還被人譏諷為假大空。其實，道德關鍵在于實踐，以行動來感染周圍的人，不能要求別人做，而自己不做。現(xiàn)在反腐正酣，無論是打鐵還需自身硬，還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，都暗含了這個意思。而對于一個平常人，做一個高尚的人、有利于社會的人，理應成為一種人生的價值追求。(化定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