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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“慣例”套取公款 如何區(qū)分主從犯 從湖北恩施建始縣公安局原黨委委員、副政委田大淦案說起

發(fā)布時間:2020-10-14 瀏覽次數(shù):521 文章來源:中國紀檢監(jiān)察報
5月27日,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人民法院采用遠程視頻方式,一審公開審理了建始縣公安局原黨委委員、副政委田大淦貪污、受賄、行賄案。圖為庭審現(xiàn)場。黃波 攝
5月27日,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人民法院采用遠程視頻方式,一審公開審理了建始縣公安局原黨委委員、副政委田大淦貪污、受賄、行賄案。圖為庭審現(xiàn)場。黃波 攝

  特邀嘉賓

  譚寧學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紀委監(jiān)委第四紀檢監(jiān)察室主任

  龔 程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紀委監(jiān)委案件審理室主任

  徐 練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員額檢察官

  楊 輝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長

  編者按

  這是一起連續(xù)多年按所謂的慣例套取公款的典型案件。建始縣公安局原黨委委員、副政委田大淦與先后兩任公安局長等人合謀,以春節(jié)活動經費名義套取公款110萬元,并將其中10萬元送給時任建始縣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鄭某某。田大淦在共同犯罪中級別最低、也無決定權,是否為主犯?檢察院提起公訴后,為何又對田大淦追加起訴?田大淦送給鄭某某的10萬元應否算入其貪污數(shù)額?我們特邀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予以解析。

  基本案情:

  田大淦,男,中共黨員,2010年10月至2012年6月,任建始縣公安局黨委委員,分管財務工作;2012年6月至2017年12月,任建始縣公安局黨委委員、副政委,分管財務工作;2017年12月至案發(fā),任建始縣公安局警務保障室正科級民警。

  2011年農歷臘月,田大淦問時任建始縣公安局局長范某和政委劉某,是否需要準備一點錢用于年底開支。范某、劉某均同意,三人商議后決定從單位公款中安排給范某15萬元、劉某10萬元、田大淦5萬元。之后,田大淦找到警務保障室副主任陳某,安排其從單位財務為范某、劉某及其本人分別準備15萬元、10萬元、5萬元。2012年農歷年底,田大淦請示范某“今年的春節(jié)活動經費怎么搞”,范某指示還是按照“慣例”執(zhí)行,并稱局里不是很寬裕,要節(jié)約一點,給他安排10萬元就可以了。之后,田大淦安排相關人員分別為范某、劉某及其本人分別準備10萬元、5萬元、5萬元。2013年農歷年底,田大淦請示范某年底事宜時,范某表示還是按照“慣例”執(zhí)行。后田大淦安排為范某、劉某及其本人分別準備10萬元、5萬元、5萬元。2014年3月,范某調任恩施州公安局黨委委員、副局長。2014年農歷年底,田大淦向時任建始縣公安局局長師某某匯報工作后,提出是否需要按照“慣例”準備春節(jié)活動經費。師某某遂詢問之前是如何操作的,田大淦將“慣例”告知后,師某某表示還是按照以前的標準給自己安排10萬元,給劉某安排5萬元,給田大淦安排5萬元。

  據(jù)統(tǒng)計,2011年至2015年底,范某、師某某、劉某(分別另案處理)與田大淦以春節(jié)活動經費名義,采用在警務保障室虛列支出等方式,套取公款110萬元,其中10萬元由田大淦送給鄭某某(另案處理)。此外,田大淦還存在受賄、行賄等其他犯罪事實。被提起公訴前,田大淦認罪認罰,并簽署了《認罪認罰具結書》。

  查處過程:

  【立案審查調查】2018年11月29日,經恩施州紀委監(jiān)委指定管轄,利川市紀委監(jiān)委對田大淦立案審查調查,并于次日對其采取留置措施。

  【移送審查起訴】2019年5月22日,田大淦被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。2019年5月29日,利川市紀委監(jiān)委將田大淦涉嫌貪污、受賄、行賄一案移送利川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。

  【提起公訴】2019年10月30日,利川市人民檢察院以田大淦涉嫌貪污罪、受賄罪、行賄罪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。2020年3月23日,利川市人民檢察院對田大淦涉嫌行賄罪追加起訴。

  【一審判決】2020年6月30日,利川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,田大淦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五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;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;犯行賄罪判處拘役五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。決定執(zhí)行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。目前,判決已生效。

  1.該案有何特點?本案涉及兩任公安局長、一任政委,如何突破案件?

  譚寧學:本案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:第一,時間跨度長。作案從2011年持續(xù)到2015年,且田大淦收送禮金次數(shù)多,數(shù)額從幾千到幾萬元不等,相關人員回憶難度大。第二,作案手段隱蔽。田大淦伙同范某、師某某、劉某以借支的名義套取公款,由單位會計采取虛列公務接待、政府采購等支出,以及收入不入賬等手段來平賬目。會計平賬時,采取化整為零、分散入賬的方式,將支出做到數(shù)百本賬目中,很難被發(fā)現(xiàn)。第三,案件突破難度大。田大淦案涉及兩任縣公安局長、一任政委、三名警務保障室負責人,以及多名幫助虛開發(fā)票的企業(yè)、個人,相關人員屬于上下級關系或有長期業(yè)務往來,案件突破難度較大。

  本案查辦雖面臨諸多困難,但在恩施州紀委監(jiān)委統(tǒng)籌調度下,利川市、建始縣紀委監(jiān)委協(xié)調配合,最終成功突破并查實案件。

  首先,合力攻堅找到突破口。田大淦案源于建始縣政法委原書記鄭某某案牽出的問題線索,當時僅有鄭某某關于縣公安局為其安排“春節(jié)活動經費”的供述,沒有其他證據(jù)。針對該問題,恩施州紀委監(jiān)委將田大淦案作為鄭某某系列案并案調查,統(tǒng)一調度。利川市紀委監(jiān)委派出專班蹲點建始縣,摸排情況。同時,建始縣紀委監(jiān)委全力配合,協(xié)助提供資料,在建始縣公安局召開警示教育大會,督促涉案人員主動講清問題、爭取寬大處理。通過辦案人員長時間做工作,部分涉案人員提供了相關證據(jù),收集了一系列問題線索,對案件突破起到重要作用。

  其次,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打消其僥幸心理。田大淦自認為手段隱蔽,加之范某、師某某、劉某還未到案等原因,同時擔心自己被重判,審查調查初期非常抵觸,經調查組反復宣講政策,特別是有關從輕從寬的政策,田大淦態(tài)度開始有所轉變,但思想仍有顧慮,講一半藏一半。針對該問題,調查組堅持將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審查調查全過程,與田大淦一起過組織生活、一起回顧其成長歷程,喚醒其對紀法的敬畏。此后,田大淦如實坦白、主動交代問題。

  再次,巧借外力挖出書證。因時間跨度長、資金筆數(shù)多、作案手段隱蔽等原因,查賬難度大,影響案件突破進度。對此,調查組抽調一名專業(yè)財務人員一起查賬,在對幾百冊記賬憑證進行篩查后,初步鎖定套取資金的證據(jù)。調查組迅速對建始縣公安局原財務人員進行談話,一開始,其拒不交代,調查組耐心宣講政策,講述身邊典型案例,讓其知錯認錯。最終,該財務人員如實交代了問題,并向調查組提供了虛假賬目復印件。調查組順藤摸瓜,結合口供對應查賬,成功破解查找書證難度大的問題。

  2.田大淦在共同犯罪中起什么作用?如何看待辯護人提出的其職級最低、無決定權,應系從犯的意見?

  龔程:這就要區(qū)分在共同犯罪中各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的作用。本案犯意是田大淦提出的。第一,田大淦于2011年農歷年底向范某、劉某提出安排春節(jié)活動經費,于2012年、2013年農歷年底向范某提出是否繼續(xù)按“慣例”安排春節(jié)活動經費,于2014年、2015年農歷年底向師某某提出是否按“慣例”安排春節(jié)活動經費;第二,田大淦關于安排春節(jié)活動經費的提議,經時任局長、政委同意后,田大淦具體實施,包括怎樣套取資金以及由誰套取,從而使犯罪得以順利實施、實現(xiàn)。本案中,作為分管財務的副政委,田大淦明知該行為違法犯罪,還主動提出犯意,積極參與組織,讓犯罪行為得以順利實施,是主要的實行犯。

  因此,我們審理認為,田大淦在本案中雖然職級最低,卻是犯意的提出者,同時,他擁有簽字報銷發(fā)票的決策權,他的職責屬于至關重要一環(huán),無可替代,且是主要的實行犯,而范某、劉某作為領導,擁有決定權,因此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致相當,均是主犯。

  3.提起公訴后,為何對田大淦追加起訴?如何看待其辯護人提出的該追加起訴無法律依據(jù)的意見?

  徐練:2019年10月30日,利川市人民檢察院對田大淦以涉嫌貪污罪、受賄罪、行賄罪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。利川市人民法院在審理恩施州公安局原副局長范某案時發(fā)現(xiàn)田大淦還向范某行賄3萬元的犯罪事實,遂向利川市人民檢察院提出追加起訴意見。利川市人民檢察院經過審查認為,田大淦為謀取不正當利益,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范某財物,觸犯了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九條規(guī)定,犯罪事實清楚,證據(jù)確實、充分,應當以行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。由于對田大淦一案利川市人民法院尚未判決,經與利川市監(jiān)委溝通,利川市人民檢察院依據(jù)《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一款及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(guī)則(試行)》第四百五十八條(現(xiàn)已更改為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(guī)則》第四百二十三條)的規(guī)定,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,人民檢察院發(fā)現(xiàn)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的,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補充移送起訴或者補充偵查;對于犯罪事實清楚,證據(jù)確實、充分的,可以直接追加、補充起訴,遂于2020年3月23日對田大淦追加起訴。

  4.田大淦等人套取公款送給鄭某某的10萬元為何沒計入貪污數(shù)額?本案在量刑時有何考慮?

  楊輝:經審理查明,2011年農歷年底,田大淦安排警務保障室副主任陳某從單位借支5萬元,后田大淦在鄭某某辦公室將5萬元送給了他,并表明這是領導安排的春節(jié)活動經費。時隔幾天后,田大淦又到鄭某某家中,以拜年名義送給其現(xiàn)金5000元。2012年底的一天,田大淦以公務開支為由,從單位借支5萬元,之后,田大淦與劉某一起到鄭某某辦公室將這5萬元送給他。

  從細節(jié)分析,應排除三人當中某個人或者三個人(范某、劉某、田大淦)共同給鄭某某送錢。第一,若田大淦以個人名義給鄭某某送錢,不會在給鄭某某送5萬元后,事隔幾天再次給其送數(shù)額相差較大的5000元。田大淦、鄭某某的供述均反映,是公安局領導給鄭某某安排的春節(jié)活動經費。第二,應當排除是由三人共同的名義給鄭某某送錢,范某未參與送錢,劉某未參與2011年底送錢,且2011年、2012年給鄭某某送錢時,送錢的田大淦、劉某都已表明,是公安局領導安排給鄭某某的錢。

  從行為方式來看,送給鄭某某10萬元的行為,與田大淦、劉某、范某三人商量將單位資金套取據(jù)為己有的行為均是相互獨立的行為。2011年,在套取公款5萬元送給鄭某某后,田大淦認為范某可能也想從單位拿錢,便向范某提出局長、政委、分管財務的副政委也可以從單位拿一筆錢,因此,此后三人也實施了貪污行為。2012年送給鄭某某的5萬元,是三人已經從單位套取公款私分后,再商量送給鄭某某的。由此可見,三人對這10萬元并無據(jù)為己有的意圖。

  綜上,范某系局長、劉某系政委,田大淦系分管財務的副職,三人商量將公款以單位名義送給鄭某某,并無據(jù)為己有的意圖,應認定為單位行為,而非個人行為,故不能認定送給鄭某某的10萬元為三人共同貪污的數(shù)額。

  田大淦犯數(shù)罪,應對其每個罪名分別量刑。本案在量刑中綜合考慮了如下因素:在貪污罪中,田大淦具有坦白情節(jié),但其是貪污犯意的發(fā)起者,且是由其安排實施套取行為,因此其為主犯,應對共同貪污數(shù)額承擔刑事責任;其家屬代田大淦主動退贓,可以酌情從輕處罰。在受賄罪中,田大淦具有坦白情節(jié),其家屬代田大淦主動退贓,可以酌情從輕處罰。結合其自愿認罪認罰,并簽署了《認罪認罰具結書》,其家屬代為預繳罰金人民幣10萬元,可以對其從寬處罰。(恩施州紀委監(jiān)委宣傳部對本文亦有貢獻)(本報記者 劉一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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