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漢有位名叫法真的大儒，知識淵博，可稱大才。他生于官宦之家，卻天生淡泊名利；曾被漢順帝四次征召出仕，均堅辭不受。他的朋友郭正評價他：“逃名而名我隨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謂百世之師者矣！”
這就涉及一個對“名”的態(tài)度問題。古人說，“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”。人之為人，收獲好評價、留下好名聲，是自然而然的內(nèi)心追求。但追求怎樣的名聲，怎樣對待名聲，卻有境界高下之別?！兜赖陆?jīng)》提出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從哲學上啟示人對“名”和“常名”的不同境界有所認識?？v觀歷史，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布衣百姓，沒有人因虛名而流芳千古。但凡能被世人所銘記者，無不是心中有抱負、腳下有征途，靠實績而贏得口碑。一個人如果執(zhí)迷于那些如浮云一般的虛名，很容易一葉障目，落得個名不副實的結局。
然而，汲汲于名聲的人依然并不鮮見?，F(xiàn)實中，總有一些領導干部“光說不干假把式”，實際工作原地踏步，口號卻喊得震天響；總有人沉溺于追名逐利，醉心于沽名釣譽，迷信“干得好不如說得好”。更有甚者，表面上不犯錯、不作為，但就是不放棄出名的任何機會，習慣以作秀粉飾平庸。凡此種種，都映照著不端正的干事態(tài)度，長此以往，只會失去人心、招致不滿。進而言之，一個人如果名聲與成就不匹配，一旦離開相應的位置，所謂的“名”很快就會煙消云散、被人遺忘。
為官一任，不是不需要聲譽，關鍵在于如何留住清名與美德。當共產(chǎn)黨的“官”，既不是謀私利也不是享清福，而應想方設法造福于民。立下清正廉潔、一心為民的鴻鵠志，崇揚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德行，講奉獻、講作為、講實干，才能行之久遠。
司馬遷在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中稱贊飛將軍李廣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為官從政，情理也是相同的。焦裕祿、谷文昌、孔繁森、楊善洲、沈浩……那些被群眾銘記于心、時常懷念的好干部，他們的好名聲哪個不是默默靠實干累積的？政聲人去后，民意閑談中，完全不必想方設法突顯自己的功績、苦心孤詣夸耀自己的不凡，只要真心為百姓謀福、為蒼生立命，自然會被人們記惦。
“不受虛言，不聽浮術，不采華名，不興偽事”，卸下虛名的包袱，甩開膀子、腳踏實地，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中去，我們一定會在時間深處留下自己的足跡，在群眾心里留下溫暖的記憶。
